“骑行又出事故了！一个女孩死了！”

看到这样的消息，我的心一沉，第一反应不是去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而是把手机扔到一边。 “出了点问题”，这几乎是我作为一个媒体从业者和社交网络重度用户最不安和最恐惧的一句话。 最近，精神疾病正在街头肆意杀人，远到北美飓风袭击加勒比小国，或者恐怖主义再次掀起波澜……即使你没有加班赶热点的困扰，听到这些消息也会本能地感到不安和恐慌。

你无法逃避工作，但你也无法逃避社交网络铺天盖地的情绪。 就连八卦群里，也不断有人抛出最新动态，大家也交换着刚刚听到的消息。 微博上，灾难现场被一连串转发。 网友们通过转发来表达同情，也表达了对负责人的愤怒和谴责……看来大家都听到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也到了不知所措的时候了。

这一刻，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看着一遍遍回放的画面，想象着受害者所经历的痛苦，我感到沮丧和无助，只想赶紧逃离舆论场。

这是缺乏同情心的表现吗？ 为什么我不能振作起来去关心别人？

有限的同情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作家、历史学家卡拉·乔伊森在一家医疗机构收集写作素材，对象是护士。 她发现这些被社会形容为“白衣天使”的人也会陷入愤怒、无助甚至冷漠。 一名护士刚刚失去了一位她照顾了很长时间的病人，此后她陷入了持续的愤怒和抑郁之中。 另一位护士在经历了同样的失望和沮丧后几乎抛弃了病人并离开了岗位。 护士们屡屡目睹大量病人的不幸，竭尽全力却依然无能为力，这让她们心理难以承受。 卡拉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同情疲劳”（）。

我们有“慈悲心”是很正常的。 但同情又不是体力劳动，为什么会觉得累呢？ 其实同理心是一个非常耗脑的工作，因为它实际上需要你去模拟别人的大脑。

护士正在照顾病人|

从根本上来说，同理心源自同理心（），同理心的产生是因为人类是社会性动物。 所有社会性动物都会相互交流。 像蚂蚁这样的简单动物可以通过信息素和一些简单的规则来配合，但即使是人类的原始祖先也已经需要更复杂的方法。 进化心理学认为，同情、关爱他人、甚至利他等道德要求，都是为了使人类等群体动物能够在早年的恶劣环境中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生存下来。 我们甚至可以在与我们关系密切的动物（例如倭黑猩猩）身上找到这样的证据。

人的情绪在相互接触中会“传染”，会不知不觉地学会对方的口音甚至流行语。 甚至连打哈欠都会在人群中引起连锁反应。 我们会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对方的感受中（情感共情），或者有意地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换位思考（认知共情），让自己进入对方的角色。 因此，同理心可以促进理解，使人们沟通更加顺畅，使人们更倾向于合作。

然而，同理心是一种代价高昂的心理活动。 无论是主动理解他人的意愿，还是无意识地将自己代入他人的情感，我们所能给予的情感和认知资源都是有限的，就像游戏中的“蓝条”一样； 每个人消耗蓝条的速度都不同，敏感人群的消耗尤其巨大。 一旦我们接近疲惫，我们的大脑就会产生一种防御机制，督促我们远离刺激，就像向长期工作的身体发出疲劳的信号，否则就会在不断的刺激中变得麻木，甚至出现异常。

游戏战斗画面

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界就注意到“创伤对人的间接伤害”——即那些没有直接经历不幸的人也会因目睹不幸而受到心理影响。 20世纪90年代，心理学家查尔斯·菲格利（ ）开始系统研究这个问题，并采用了“同情疲劳”一词。

后来心理学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进一步细分，将“同情疲劳”定义为因短期、高强度暴露于不幸情境而产生的压力和崩溃，将因持续、长期暴露而导致的麻木、抑郁等心理问题归类为“同情心倦怠”（burn out）。 但无论崩溃如何，学者们普遍承认，他人的痛苦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和对我们自己造成的伤害一样大。

从媒体到社交媒体的同情轰炸

同情疲劳更多地发生在提供护理和服务的人群中，例如护士、社会工作者、救护车操作员、为弱势群体辩护的律师等。这些人往往需要同情和所谓的“爱”来维持工作责任，因此他们不断承受着同情的压力，在精神、身体或情感上疲惫不堪。

但在这个词汇被学术界接受后不久，人们发现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特定职业中，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 电视、报纸和网络不断地将远方的不幸带到我们的眼前。 灾难、犯罪、疾病、贫困……这样的场景我们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越来越熟悉。 这或许不是什么好事。

美国911事件发生时的电视新闻图片

1996年，佐治亚大学和肯尼索州立大学的几位学者进行了大样本电视观众调查。 他们发现，在观看大量有关灾难、疾病和无家可归的新闻后，人们会不同程度地出现类似于同情疲劳的症状，例如抑郁和焦虑。 越是诉诸情感，重复的事情越多，就越容易造成这样的后果。 其中，暴力犯罪对人们的影响最大，其次是艾滋病。

研究表明，性格越敏感的人更有可能受到媒体灾难报道的负面影响。 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历过失眠、食欲不振和无法控制的哭泣。 他们必须切断信息摄入——打开频道、关掉电视，甚至停止获取更多信息。 这种同情疲劳最终会扼杀人们对新闻事件的兴趣，成为认知负担。

但消息不断传来。 媒体的本质会驱使他们用更夸张的方式来获得更多的关注。 如果人们厌倦了悲剧，那么悲剧一定会更加悲剧； 如果人们厌倦了戏剧，那就增加更多戏剧……马里兰大学新闻学教授苏珊·莫雷尔在《同情疲劳：媒体如何推销疾病、饥饿、战争和死亡》一书中指出，同情疲劳是一个恶性循环。 “它总是需要打破观众的防御，让每场灾难都比实际情况更糟糕。”

在技​​术驱动的社交媒体时代，这种情况只会变得更加严重。 社交网络可以穷尽事件的所有细节和多种声音； 无数的第一手视频、高清图像，甚至手机直播，将灾难和痛苦赤裸裸地展现在眼前； 转发、评论、点赞，这些不断表达的关心和同情，让同样的灾难和受害者在时间线上反复出现，甚至“刷屏”。

受害者当然需要关注，社会需要同情心。 问题是，曾经我们只能接触到几百人，现在我们必须与全世界打交道。 小屏幕给我们带来的无穷无尽的新闻远远超出了进化为我们准备的能力。 牛津大学心理学家罗宾·邓巴估计，一个人只能与大约150人保持稳定的社会关系，超过这个数字的只能是“不熟悉”的人； 但每一篇新闻报道都试图给你留下深刻印象，试图排挤你有限的心理账户。

我们会因为太多的不幸而烦躁、失眠、无力； 我们会为自己后悔、担心，甚至愤怒，最后只能对世界绝望地摇头。 技术的发展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无节制的同情心正在逐渐压倒我们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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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同情才是“正确的”？

闹得沸沸扬扬的网约车事件，“引爆”了一系列有同样经历的人。 其中，一名男孩搭便车后失踪。 悲痛欲绝的家人在微博上发出求助，但直到女孩被杀后才开始流行。 “为什么只关心女孩子被杀？其他的事情不重要吗？” 一位网友在为受害者转发时带着些许怨恨说道。

女孩被杀后，有关部门公开了一些有关网约车的调查结果，人们发现，此类恶性案件并不少见——有不少悲剧是由当事人互相负责造成的。 你能说这个女孩被杀比其他案件更“重要”吗？ 那么为什么这个女孩（以及之前被杀的空姐）会被谈论呢？ 在接二连三的“冲击”下，人们根本无法判断事件的“重要性”； 而当对方是社会意义上的“弱者”时（如老人、儿童、妇女），或者对方与自己处于同样的地位和处境时，共情效应会更加突出。

关爱弱势群体 |

同样，同理心对数字不敏感。 一些心理学实验表明，人们会对一个人的不幸更加同情，但面对几个人或一群人的不幸就会变得冷漠——“一百个人的死和一千个人的死有什么区别吗？” 当然有，但你再也无法“感觉”到它了。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保罗·布鲁姆在《失控的同理心》（ Out of ）一书中指出，同理心就像聚光灯，带着个人偏见，照亮了某一件特定的作品，但其他很多东西却只是沉入黑暗。

我们会选择更“完美”的受害者——弱者、妇女或儿童； 出身中产阶级，生活幸福，长得也不错，与受害者的悲剧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最能唤起我们同理心的人往往是那些与我们处境相似的人。 媒体会有意无意地选择这样的报道对象； 社交网络的“平流层”让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不可避免——“天哪，这完全有可能是我吗？想想就恐怖”，同情心伴随着强烈的焦虑和不安，所有这些都吞噬了我们的判断力。

失去判断力后，接下来等待我们的就是麻木的深渊。

麻木的同情心，

可能比没有同情心更可怕

“女孩子半夜搭车，你怎么不搭？” “犯罪这么多，美国不也是这样吗，走在街上都有可能被枪杀。” “放心，也许会有逆转。” 一个不熟悉的人在讨论群里随意说了几句。 其他几个朋友附和，看上去很“冷静客观”——反正世界这么糟糕，她又不是悲剧。 “如果你看到一点小灾难就感到担心，下次你会怎么做？”

我犹豫着要不要说话，关掉了微信对话框。 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了足够多的灾难和不幸，以至于想暂时放弃手机并沉迷于其他事情。 自称“讲道理的客人”的他需要保持冷静甚至冷血，否则就会陷入焦虑、恐慌等“疲劳”症状。 但这种麻木比“不在意”还要糟糕。

媒体产生的刺激性内容不断消耗着我们的精力，直到我们主动或被动地分离出同理心和同情心，隔岸观火，甚至冷笑。 在同情疲劳的威胁下，人们形成了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在这种机制中，他们不断地试图说服自己，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值得我关注”，受害者“好像这还不够糟糕”，或者“他或她无论如何都不是我们中的一员”。 这种心态会驱使人们非人化受害者，强行将他们的同情心与受害者分开。 指责受害者、“期待逆转”似乎已经成为社交网络上的习惯和本能，人性之恶在此暴露无遗。

与此同时，我们有限的同理心不断被政客和企业利用，甚至到了过分的地步，让人们对需要同情、关心和参与的事情充耳不闻。 “水果滞销，救救老农民”这个原本让大家用同情心购买水果的双赢公益，很快就变成了营销工具，被无数商家滥用。 老农民满脸皱纹、忧心忡忡的照片讽刺地成为网络上的笑话。 一张难民儿童在海滩上死去的照片已成为左翼和右翼政客的武器，残酷地掩盖了对难民的分析和辩论。 很少有人认真思考政治价值观和政策取向。 在过度同情心的引导下，人们利用政治观点作为在社交网络上发泄意见的渠道。 疲劳过后，他们彻底转变为对政治冷漠、不再关心公共事务的一代人。 在美国、英国等国家，只有大约一半的选民真正在大选中投票，而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下降。

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同理心的冷漠丛林，这不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想要的。 在媒体和科技对同理心的利用下，当“同情疲劳”成为一种流行病时，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周围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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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周围的人留下有限的同情

最让我困惑、最让我对自己的回避感到愧疚的，是《Metoo》中与反性骚扰相关的话题。 作为一个社会学出身、非常关心性别问题、自认为有责任感的人，当社交网络上爆发“Metoo”运动时，我条件反射地回避。 陆续出现的受害者，以及故事中的尴尬细节，都让人揪心，“不想再看到了”。

当这个念头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时，我深深地自责——这些事情不是需要我的关心和参与吗？ 为什么我要这么冷血地逃跑？

直到我到达佐治亚理工学院校园并参加了有关性骚扰的在线培训（所有新生都必须参加）。 培训中我问的第一个问题让我愣住了：“如果你的朋友受到骚扰，你该怎么办？”

尽管我精通性别问题，并且可以写从社会结构到强奸文化的所有内容，但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一定比其他人处于更好的位置。

也许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我的同理心和同情心没有与行动相匹配，那么一定会让我更加焦虑和难受。

当你的伴侣因为做家务而疲惫不堪，皱着眉头请求你有空时帮忙时； 与朋友意见不合，争吵一触即发，突然对方开始崩溃，哭泣，诉说困难……你开始心软，开始担心，开始站在他们的立场思考，然后决定采取行动，今天洗碗，或者安慰你的朋友，带他/她去吃冰淇淋……同样道理的核心在于，它是大脑驱动我们行动、站在别人的立场、与别人沟通、帮助别人的信号。 然而，我们盯着这小小的屏幕前的灾难，往往却无能为力。 当我们无法采取行动时，我们自然会变得沮丧、焦虑、苦恼，或者干脆逃避。

令我惊讶的是，培训课上并没有太多伟大的原则，大部分都是非常实用的行动指南。 “当你身边的人遇到尴尬的情况时，你不必用暴力言语阻止，可以主动转移注意力；” “当朋友向你倾诉时，先表示倾听和理解，然后再讨论下一步；” “这是学校里一个可以提供匿名咨询服务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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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我需要的不是让自己沉浸在网上铺天盖地的情绪中，而是走出去，以同情心和同理心帮助身边的人。 我应该尽量将注意力从那些可怕的图片和头条新闻上转移开，不要轻易转发充满情绪的推文（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 我或许可以与人沟通，与人讨论分析，从权益的角度去捍卫别人……

人类可以创造互联网、电子邮件、微信和微博。 我们惊讶于技术带来的变化和相互联系的能力，但面对这个新世界，我们每个人能做的都太有限了。 那些最初的同情心、同理心和脆弱性最好只保留给那些我们最关心、有能力、有可能提供帮助的人。 至少，这就是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方式。

希望下次当你身边的人遇到不幸时，你会真正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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